质子没有像平滑电荷团那样回应
20 世纪 60 年代末，SLAC—MIT 合作组用高能电子照射氢，测量那些损失了大量能量后飞出的电子。到了大动量转移处，散射产额仍出乎意料地高。质子仿佛藏着很紧凑的带电对象，电子可以直接撞上它们。夸克图景由此得到一种来自物质内部的证据。
电子适合当探针，因为电磁作用已经研究得很清楚。测它改变多少方向、损失多少能量，就能追问质子怎样回应。较轻柔的碰撞可以让质子保持完整，用来了解整体电荷分布；更猛烈的碰撞会留下强子碎片。这叫非弹性散射；“深度”强调动量转移和末态质量够大，越过了单个低能激发的范围。
谱仪先盯住散射电子
SLAC 的长直线加速器提供入射电子束，磁谱仪在已知角度接收散射电子，再测它们的动量。1969 年的著名论文讨论六度与十度测量。角度在实验室里看似很小，入射能量却高，仍能对应相当大的动量转移。
入射与出射电子的能量差，告诉人们质子收到多少能量；偏转角帮助确定动量转移。两者结合，不必逐个重建全部强子碎片，也能整理碰撞。这种包含许多末态的测量，叫包容测量。
如果电荷平滑铺在较大体积里，高分辨率散射通常会被压低：探针分清内部不同位置后，各处贡献会部分抵消。数据里的硬散射却依然丰富，暗示电荷集中在远小于质子的结构中。电子撞见的可能是其中一个紧凑成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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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量转移与动量转移各问什么
传入能量与传入动量还承担不同角色。电子把很多能量交给质子，并不自动等于探查了与另一次大角偏转相同的距离。出射能量和角度一起量，才能分清两种变化。
同一张能量分布里，完整质子弹性反冲与许多非弹性末态也会留下不同响应。研究者改变束流能量、角度与谱仪选择范围，观察这些部分如何变动。数据是一组可以比较的反应曲线。
接下来问内部成分时，就有了可靠支点：在明确的动量转移下，哪些事件仍很多，它们随着能标怎样变化。比起只说电子“撞出了碎片”，这种整理更直接接近质子结构。
来源：[1]
换放大倍数，图案仍近似相同
合作组用结构函数概括质子响应。结构函数是从散射率提取的量，记录靶在不同能量和动量转移下怎样回应。它方便把不同束流能量、不同角度的数据放到同一坐标中比较。
其中一个变量通常叫 Bjorken x，把动量转移与传入能量组合起来。在高速运动质子的简化图景中，它联系被撞成分分到的纵向动量比例。早期数据发现，适当整理后的响应主要随 x 变化，对另一个独立探查尺度依赖很弱。换一档“放大倍数”，图案仍差不多，这便是近似标度。
原分析也写明限制：当时的运动学范围不足以独立分开两个结构函数，提取其中一个需要假定响应比例。读懂这一点，可以分清哪些来自直接测得的散射率，哪些属于解释。近似规律本身仍然十分突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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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成分后来有了自己的运动规律
散射描述中的紧凑成分后来称为部分子，经过许多后续检验，与夸克联系起来。夸克接上强子分类中的电荷与种类图案，传递强作用的胶子也分走质子动量。量子色动力学进一步预言，夸克辐射胶子、胶子分裂，会让结构函数随探查尺度缓慢改变。
弗里德曼、肯德尔与泰勒因开创性深度非弹性散射研究获得 1990 年诺奖，关键实验和论文则来自 20 世纪 60 年代。它最直观的发现，是一个大对象面对猛烈探针时，像里面藏着更小的靶；改变实验条件，规律仍能相接。